郭书春：我与数学史学会
作者：郭书春　　时间：2021-07-23

我与数学史学会

郭书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今年是中国数学会数学分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数学史专业委员会，原名全国数学史学会，以下简称数学史学会）成立40周年，1981年参加在大连召开的成立大会的代表，现在还健在的只有杜石然、胡作玄、何绍庚、袁向东、赵澄秋、王渝生、罗见今、傅祚华、李兆华、刘钝（以上以齿为序）及笔者等十多位了，也都早已年逾古稀，大都进入耄耋之年。

一、数学史学会成立缘起

1980年10月在北京煤市街总参招待所召开了全国科学史第一次学术会议。严敦杰先生是大会组织者之一，也是数学史组会议的召集人，梁宗巨、李迪、杜石然、沈康身、白尚恕、梅荣照、李继闵、何绍庚、李文林、袁向东等十几位数学史工作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我是大会指定的数学史组会议的联络员。

李俨、钱宝琮开创的中国数学史研究从20世纪10年代到60年代，一直是全国研究实力最强、成果最为丰硕的科学史学科，以致于在1964年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出版之后普遍认为“中国数学史已经没有什么可搞了”，是“贫矿”，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在这次会上，除了发表了若干过去认为“明不明，清不清”的明清数学研究的论文之外，还发表了几篇关于《九章筭术》及其刘徽注研究具有突破性的论文，使人们认识到，那种共识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表明中国数学史研究已经度过了因李钱二老去世和十年动乱出现的中落状态，打开了新的局面。

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制定了学会章程。数学史组在讨论学会章程时，梁宗巨先生提出，应该召开一次全国数学史学术研讨会，并表示辽宁师范学院（后改为辽宁师范大学）可以承办会议，欢迎大家到大连去，得到大家的响应。会议决定成立数学史专业委员会，严敦杰先生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李文林、袁向东先生提出，我们的数学史研究应该受中国数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双重领导。中国数学会不设专业委员会而有学科分会，建议成立数学史分会。大家决定在大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数学史学术研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

二、第一届“全国数学史学术研讨会”和数学史学会的建立

2.1 数学史学会的建立

1981年春，我们向全国同仁发出了召开第一届全国数学史学术研讨会的通知，受到热烈响应。经与梁先生沟通，我们发出了第二轮通知，确定会议于1981年7月20-25日在大连中山广场附近的大连饭店召开，要求将论文在18日前寄到梁先生处，以便安排议程。根据梁先生的建议，我与袁向东先生提前几天去大连，协助梁先生筹备会议（此时李文林先生已去英国做访问学者）。梁先生亲自到车站接了我们。

到开会前，除了北师大一位副教授的2篇论文之外，所有在“回执”中报名的几十篇论文的50册油印本都寄到了梁先生处。大多数论文有独到的见解，进一步推动了数学史研究。梁先生与我们一起安排了会议议程，请吴文俊先生、严敦杰先生等做了大会报告。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上成立了数学史学会，严敦杰当选为理事长。

2.2 几个花絮

经过40年，时过境迁，许多记忆模糊了，但会议的几个花絮却永志不忘。

图1 部分同仁在大连参加数学史分会第一次年会（1981）

前排右起是吴文俊、严敦杰、梁宗巨

后排右起是傅祚华、袁向东、王渝生、郭书春、何绍庚

当代中国数学泰斗吴文俊百忙中参加了会议。吴先生是留法的，一到宾馆就希望喝点啤酒，而宾馆没有啤酒，我便陪他到附近的商店买了啤酒。他当场打开就喝，边喝边走回宾馆，因路不平，吴先生差一点摔倒，我赶紧把他扶住。这是我第一次与吴先生单独近距离接触，他一直面带微笑、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机械化、程序化和构造性的特点。他针对许多与会者当时还不熟悉这几个术语，便以近现代数学常要证明某个问题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为例解释说：对这类问题只需要找到一种证明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方法就够了，并不关心解是什么和求解的方法。这好像只要能找到一种方法证明我们所在的房间里有苍蝇，并且只有一只苍蝇就够了，至于怎样打死这只苍蝇，是不关心的。而中国古代数学不仅要知道这个房间里有苍蝇，而且要探讨能打死这只苍蝇的方法，怎样才能把这只苍蝇打死。这就是构造性。这种形象的比喻一下子使到会的同仁明白了什么是构造性。

当时即使是像吴文俊、严敦杰这样的大专家也不能如同现在这样一个人住单间，我和袁向东先生将他们两位安排到同一个比较好的房间。这大约是两位大师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吴先生后来多次说过同一句话：“严敦杰是我向来最崇敬的学者之一。”[①]应该就导源于他们这次几天的朝夕相处，深入交谈。后来吴先生非常关心严先生遗著的整理、出版事宜，多次向我说，严先生的知识非常渊博。

大连是避暑胜地，宾馆房间非常紧张，加之到会的同仁比预想的多。一位贵州省的数学教师到大连参加数学教育方面的会议，听说这个会之后也赶来参加。比较年长的钱老的公子钱克仁先生、珠算史家王光兆先生都是夫妇一同来的。我们预定的房间又被人抢占了一二间，剩下的房间更是捉襟见肘。人都到宾馆了，我和袁向东先生几次变更方案，还是无法安排全部入住，怎么调整都差一个房间，十分挠头。袁向东先生绝顶聪明，他眨了一下眼睛，笑着对我说：“把两对老夫妇安排在同一个有两张双人床的大房间吧！”我只好表示赞同，便一同去征求两对老夫妇的意见。钱克仁先生很爽快，乐呵呵地答应了。王光兆先生没有反对，他的夫人比较年轻，虽面露不快，但夫唱妇随，也不好当面说什么。两对老夫妇的配合，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和袁先生真是心存感激。后来有客人退房，宾馆说可以再给我们一两间客房。我们去问他们要不要调成两个房间，钱先生还是乐呵呵地说：“这样挺好！不用了。”王先生只好附和钱先生。至今我和袁先生谈到这件事，还感到是一件趣事。

梁先生为人热情，他对前此的辽宁抗震胜利有贡献，在大连影响很大，在辽宁师范大学有崇高的威望，对会议的成功举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还从辽宁师院请了几位年轻的同事过来协助，特别是到海港、火车站和飞机场接与会的同仁。而且由他接洽，与会同仁游览了当时还不对外开放的风景特佳的棒棰岛。这个不大的小岛因形状像棒棰而得名。

三、数学史学会的整顿

1985年8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数学史年会。当时严敦杰先生已经卧病在床，会议推举杜石然、李迪、沈康身、梁宗巨为副理事长。1988年10月借在安徽省合肥、宣州召开梅文鼎纪念会之机，召开了数学史分会第三次会议。由于种种原因，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数学史方面的活动、会议虽不算少，但数学史分会的活动却不怎么正常，6年没有召开年会，学会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

图2 部分同仁在呼和浩特参加数学史分会第二次年会（1985）

右起是王渝生、李文林、何绍庚、梁宗巨、郭书春、王健民、刘钝

到90年代初，数学史研究队伍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一方面，有的先生已经作古，有的先生患病卧床，不能工作了。而另一方面，若干科研骨干，包括1978年及其以后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已经成长起来，有的成为学术带头人，数学史队伍更加壮大了。梁宗巨先生审时度势，于1994年联络李文林等先生希望整顿数学史学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数学史学会第四届年会。经过充分酝酿沟通，成立了年会筹备小组。到1994年8月初，包括征集并遴选会议论文，全体会员以无记名方式投票确定第四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起草全国数学史学会章程（草案）并发给各位会员征求意见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8月27-30日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香山）成功召开了第四届全国数学史学术研讨会，会议宣读了若干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尤其是有一些世界数学史和中国近现代数学史的论文，表明数学史不仅仍然是最具活力的科学史学科，而且开始从中国古代数学史领域向世界数学史和中国近现代数学史拓展，因此与中国传统数学史组并列，设了世界和中国近现代数学史组，这是中国数学史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会议确定我们的学会称为全国数学史学会，受中国数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双重领导，在数学会这边称为数学史分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这边称为数学史专业委员会，并通过了学会章程。李文林先生根据《中国数学会章程》，建议我们分会的理事会采取差额选举；理事、常务理事最多任期二届（后来根据《中国数学会章程》，规定新当选的理事不能超过60岁），理事长任期最多一届；会员要缴纳会费，得到大家的赞同，并写入章程。会议通过差额选举，选举了理事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常务理事，李文林当选为理事长，李迪、郭书春当选为副理事长。华中师范大学邓宗琦副校长表示愿意举办第五届年会。

四、“数学思想的传播与变革：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李文林先生很有开拓精神，他建议第五届年会以“数学思想的传播与变革：比较研究”为主题，开成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了筹备这次会议，1996年10月22-24日我们在承德避暑山庄召开了全国数学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时任国际数学史学会主席的德国学者Knobloch和法国的中国数学史家詹嘉玲（Jami）参加了会议，贡献了很好的意见。时任湖南教育出版社副编审孟实华也列席了会议。詹嘉玲80年代初就来过中国，以后多次交往。Knobloch是我1993年7月访问柏林工大认识的，他来听了我一次关于《九章筭术》和刘徽的报告。当时他是国际数学史学会主席的唯一候任人选。他希望我给他推荐中国学生。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田淼毕业后，我便推荐她去随他学习，这是后话。

图3 第四届理事会扩大会议（1996年10月22-24日，承德)

后排左起罗见今、李兆华、刘钝、何绍庚、胡作玄、李迪、Knobloch、李文林、郭书春

前排左起孟实华、王青建、袁向东、孔国平、詹嘉玲、王渝生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向所有会员发出了开会及征集论文的通知。并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每篇论文分优、良、中、劣四级，交给2人审稿，两位审稿人都评为“中”以上，即入选会议论文；一人在“中”以上，一人是“劣”，则交第三个人再审，如果此人的评定仍是“劣”，则不能入选；同时规定：师生不互审，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不互审。

1998年8月，恰巧李文林、李迪、郭书春等同时在柏林参加不同的国际学术会议，我们便在柏林工大食堂利用吃午饭的机会召开了全国数学史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会议，郭书春汇报了拟于1998年10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年会的论文审稿情况，并决定了会议的议程。为这次会议做了最后的准备。

图4 1998年8月在柏林工大召开全国数学史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会议

右起是李迪、李文林、郭世荣、郭书春、刘钝、王渝生

1998年国庆节，在桂花飘香的时候，李文林先生和我提前到华中师范大学，与邓宗琦副校长一起筹备会议。国内和德、法、日等国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非常成功。这是数学史学会第一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差额选举了全国数学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郭书春为理事长（按章程理事长不能连任）、李迪、邓宗琦为副理事长。

2002年在西安我主持了第五届理事会最后一次会议，推荐了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和理事长人选（李文林，可隔届担任）。此后我已年逾花甲，不再担任学会的领导工作，但一直积极参加数学史学会的各项活动。

五、祖冲之纪念会和秦九韶纪念馆布展

我在不同程度上组织或参与组织了数学史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祖冲之逝世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秦九韶纪念馆的布展和秦九韶学术讨论会。

5.1 祖冲之逝世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9年5月，为庆祝吴文俊先生80华诞，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机械化中心举行数学与数学机械化学术讨论会，数学史界同仁在数学所晨兴数学中心欢聚一堂。李迪先生提出2000年是祖冲之逝世1500周年，建议举行纪念会，大家一致赞同。李迪先生还建议编纂《祖冲之全集》，我说听说严敦杰先生生前编过一部《祖冲之全集》，大家责成我回单位了解一下，如果严先生已经编纂，就不用再编了。会议结束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严先生幼子严家伦，家伦随即将严先生1957年编的《祖冲之全集》手稿与后来的补充稿送到研究所。我考虑到祖冲之的《缀述》早已亡佚，不可能编纂《祖冲之全集》；再者，若称《祖冲之全集》，那作者是祖冲之，而不是严敦杰了，而稿件中严先生的校释篇幅超过原文，我遂将其定名为《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②]，并做了整理。请席泽宗院士写了序，与刘钝所长、俞晓群社长商量，将其纳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的《新世纪科学史系列》，作为第一部。

为了召开祖冲之的纪念会，李迪先生介绍河北祖冲之中学（驻涞水县）张泽校长到北京找我。经过多次沟通，全国数学史学会与河北祖冲之中学联合主办了纪念祖冲之逝世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吴文俊、席泽宗院士等国内外代表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为了迎接这次会议，俞晓群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赶印出来了严敦杰先生的《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赠送与会者每人一册，于9月30日上午送到我家。

9月30日下午张校长来我家接我去涞水。会议分两段，开幕式及部分报告在祖冲之中学礼堂召开，部分大会报告、分组报告和闭幕式在著名风景区野三坡召开。本来野三坡每年国庆节封山，为了这次会议，涞水县委和县政府决定我们开会所在的“苗寨”在纪念会闭幕后再封山。

吴先生对祖冲之纪念会非常支持，表示要与会，但他特别忙，根据我离开北京前与吴先生的约定，到涞水确定了会议议程后，便打电话请吴先生10月1日下午与李文林先生同车来涞水，第二天参加纪念会开幕式，下午即返回北京。谁知电话最后，吴先生问我，孙克定先生要去，怎么办？我吃了一惊，因为孙先生已经91岁高龄，系统所老干办不允许他出京开会，两年前孙先生要参加武汉会议，系统所老干办制止了。所以这次会议我们没有给孙老发通知，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祖冲之会议的消息，执意要参加。我对吴先生说，不是我们不让孙老来开会，而是你们所不允许。吴先生笑了，但不知怎么回复孙老。我只好说我与你们所老干办联系一下再说吧！实际上我心里已倾向于请孙老与会了。我向系统所老干办的同志说明此事，并且说涞水到中关村的距离实际上比北京的平谷、密云、延庆还近，孙老到底能不能去，由你们决定。他斟酌了一会后说，那就请孙老与吴先生同车去，同车回。我立即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通知了孙老。情况发生了变化，我随即与张校长调整了会议议程。我们请孙老2日上午11点半最后一位报告。原來这一段是请孙小礼教授主持全体会议，我们担心孙老像有的老年人那样，一讲话就没完没了，便改为我主持，万一出现那种情况，我可以借口大家要吃中饭，制止他的讲话。想不到孙老一上台便指了指对面墙上的挂钟，说：“现在11点半，我讲30分钟，不耽误大家吃饭。”全场热烈鼓掌。当挂钟指向12点的时候，孙老结束了他的报告，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孙老的与会给大家以鼓舞和激励。

图5 郭书春陪同吴文俊、席泽宗 图6 郭书春（右五）与吴文俊（右四）席泽宗

步入研讨会会场（2000.10.2） 夫妇（右二、一）孙克定（右三）陈美东 （左五）

王渝生（左二）李兆华（左四）

会议于2000年10月7日在野三坡苗寨胜利闭幕，我致了闭幕辞[③]。

通过这次会议，我与涞水，与张校长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和友谊。我和研究所几次组织研究生到祖冲之中学和涞水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和科普教育活动，得到张校长和祖冲之中学的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与张校长还想在祖冲之中学建立一个“院士墙”，以激励学子，因故没有办成。

后来我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又协助河北省建立了祖冲之研究会，并推荐河北师范大学数学院院长、后来担任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河北体育学院院长的邓明立教授出任理事长，还参与了涞水祖冲之科技园的组建。目前在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支持下，度过了疫情，祖冲之研究会正常活动，祖冲之科技园正在积极建设，并准备筹建祖冲之博物馆等其他公益性科学设施。

5.2四川安岳秦九韶纪念馆布展和秦九韶国际学术研讨会

秦九韶是南宋大数学家，不管人们如何界定“宋元四大家”[④]，其中必定有秦九韶。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秦九韶成就极大而人品极坏。我在80年代重新考察了这个问题，发现说秦九韶人品极坏的依据是刘克庄的状子和周密的笔记并且拿来互相印证。而刘克庄、周密都是投靠投降派贾似道的，他们的话能互相印证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而秦九韶是支持抗战派吴潜并在贾似道击败吴潜后被株连的。将秦九韶放在南宋末年蒙古贵族和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南宋统治集团内部抗战和投降两派斗争的大背景下，结合秦九韶自己的《数书九章序》特别是9段系文考察，就会发现秦九韶是一位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关心国计民生，体察民间疾苦，主张施仁政，主张抗战，并把数学看成施仁政与实施抗战的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的学者，我因此撰《重新品评秦九韶》一文[⑤]，为秦九韶翻案，引起学术界的反响，得到海峡两岸和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赞同。秦九韶的故乡四川省特别是安岳县对此更为重视。2000年决定在安岳县建立秦九韶纪念馆，并召开纪念秦九韶学术研讨会。10月下旬，邀请我与李迪先生前往协助秦九韶纪念馆的布展，并安排了研讨会。

2004年4月我又应韩祥临教授的邀请，前往秦九韶家长期寓居的湖州，协助湖州师范

学院组织了秦九韶学术研讨会。

2020年，四川省将秦九韶列入第二批历史文化名人，将出版《秦九韶传》。蒙同仁不弃，推荐我承担撰写任务。

以上是笔者对亲历学会发展过程及个人参与学会活动的一些回忆。一友人看了此文的初稿后，回复了一首诗：

四十春秋艰辛路，一路小跑伙伴多；

今朝八十体尚健，老骥伏枥志未休。

今掂来作为本文的结语，亦是对自己的鞭策！

[①]吴文俊：《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探胜》序言。科学出版社，1992年。吴先生在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荐严先生的业绩时，以及在纪念严先生去世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都讲过这句话

[②]在严敦杰先生诞辰100周年的2017年，我对该书增补了祖冲之的《述异记》，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9年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2020年我又增补了严先生1936年18岁时发表在《学艺》上的关于祖冲之的两篇文章，2021年4月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③]见《郭书春数学史自选集》下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④]十年动乱之后，学术界出现了“宋元四大家”的说法，指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愚以为，此四位可以称为“十三世纪四大家”，如果说“宋元四大家”，则不能没有北宋的贾宪。

[⑤]本文曾于2000年9月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2000年11月在秦九韶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安岳）上报告过，发表于《宋史研究论丛》（10），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12 ，第191-236页。收入《郭书春数学史自选集》下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